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才华横溢，却不具备高尚的道德，那么他的本事越大，反而会越“难于驾驭”；如果一个人在具备一定才能的基础上有端正的品行，廉洁的操守，将来必能担当大任；甚至某个人可能才能稍有不足，而品德高尚，有为公为民而献身的精神，也不愧为国家栋梁之才。

用人重德才

“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，用人讲究科学与艺术。”这是当代企业用人很流行的一句话，而实际上早在清朝，以人为本就是乾隆用人思想的基础，他树立战略人才观，创造宽松的用人环境，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。他待人以诚，遇之以礼，以德服人，以至下属敢于直言，从而能够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。他六次下江南巡视，了解民情，整顿吏治，网罗人才，为建立盛世大清鞠躬尽瘁。

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影视作品流传都显示出，乾隆是一个爱才惜才之人。最典型的就是，他把纪晓岚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经常对照修正自己。另外，乾隆在选用人才的时候，宁可用品德胜于才能的人，也不用才能胜于品德的人。他十分痛恨那些无德的官员，即使才能再优秀也无济于事。所以他一直严格要求负有考察、荐举和参劾官吏责任的督抚及部院大臣们遵循德居首位的选才原则。

有一次，贵州总督张广泗向乾隆推荐云南迤东道员王廷琬，说他是一个才具可用的人。但乾隆曾风闻王廷琬因贪污被革职，于是命人调出他的档案进行查阅，结果发现王廷琬在任职期间，私收铜肥己囊，数量巨大。清朝当时十分重视铜的开采和冶炼，以满足国家铸币的需要，从而稳定社会货币价值。当年王廷琬犯事，按大清律例应判重罪，只因乾隆登基而获得赦免，逃脱了惩治。现在总督张广泗举荐王廷琬，乾隆已心中有数，认为此人行为不端，不必起用，并且对张广泗不负责任的用人态度进行了严厉斥责。

陕西巡抚陈宏谋，曾在荐举属官王乔林的奏疏中写道：“淡泊自甘，意念中常存民物。风力素著，严正还寓慈祥。”对此，乾隆也没有偏听偏信，依然调出王乔林的档案进行严格核实，发现他在江南镇江府任上曾因错拟罪名被降级使用，后来在西安署任知府时又因滥用刑被革去官职。因此在荐举疏上，乾隆批示道：“天下焉有存心慈祥之人，而借拟罪名，滥用非刑者乎？可将此询向陈宏谋，令其回奏。”这就等于告诉大家，选人用才要有严格的标准，在荐才用才过程中必须具备严肃认真的态度。

勤政爱民是好官

乾隆认为，官员的德不仅表现在忠诚、廉洁方面，更多应体现在勤政爱民上，因为这才是最实在的东西，也是最基本的衡量尺度。一个众口皆碑的官员，应该是既能“经划有方，劝课有法，使地有遗利，家有盖藏者”；又要“视百姓如赤子，察有饥寒，恤其困苦，治其田里，安其家室”。这就对各级官员有了一个高标准严要求，既能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地方经济，又能关心百姓疾苦，时刻以民为念，这样才称得上是好官。

不过，在大原则保持不变的前提下，乾隆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对策。对于政绩突出的官员，因一时失误或放纵造成了一些过失，乾隆往往会从爱护优良人才的角度出发，从轻发落。譬如他发现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政绩十分突出，当时被人称为“小黄河”的永定河经常泛滥成灾，方观承集思广益，采取了正确的治水措施，引永定河水入大清河，减轻水害，赢得了京畿地区群众的称颂。有一次因天津一带发生水灾，科道官员多人上疏弹劾方观承，乾隆却极力维护，说道：“直隶事务殷繁，又值灾欠，措置不无竭蹶。言易行难，持论者易地以处，恐未必能如方观承之勉力支持也。”

同时，乾隆也善于平衡下属力量关系，和绅和刘墉是其手下势均力敌的两个势力集团的首领，乾隆也知道刘罗锅清廉，和绅贪婪。那为什么不杀和绅呢？这就是领导艺术，刘墉的清廉可以为大清国效力，用他可以做很多有利国计民生的事情，而和绅的阿谀奉承可以用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望。

由此可见，乾隆作为大清帝国的CEO，他更懂得在统观大局的情形下，招揽有用之才，力保有识之士，方可成就日后的辉煌大业。

摈弃以貌取人的偏见

在封建社会，选官向来是以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作为首要条件的。在这四条标准之中，“身”居首位，是最重要的。所谓身，即形体，需要五官端正，仪表堂堂，否则难立官威。而在用人重德才的标准下，乾隆还鄙视以貌取人的行为。

此言一出，相信大家大概会记起同时期的另外一位名人刘墉。“身材矮小，前有鸡胸，后有驼背，外号刘罗锅。”这是对刘墉最真实的写照。而实际上，刘墉博学多才，贯通经史诸子百家，才华横溢，书法也十分有名，曾一度夺得乾隆时朝的科举状元。相传在刘墉参加殿试那天，乾隆和在场的大臣见他真是一个罗锅，就有意为难他，命他以自己为题作一首诗。刘墉不假思索，张口便道出：“背驼负乾坤，胸高满经纶。一眼辨忠奸，单腿跳龙门。丹心扶社稷，涂脑谢皇恩。以貌取才者，岂是贤德人。”当众朝臣的面，乾隆喜出望外，连声称赞刘墉是奇才，并且委以重任。

刘墉为官一直严格遵循“保廉反贪，崇俭戒奢”的原则，在任期间“盘查仓贮，勘修城垣，整顿吏治，镇压反叛”，更使乾隆刮目相看。刘墉一身正气，甚至敢于把矛头指向权势显赫的佞臣，因此“名播海内，妇孺无不服其品谊，至以包公比之。”刘墉一生廉洁奉公，深得民心之时，也深得乾隆重用，一度官至宰相，由此可知乾隆注重的确是德才。

德才兼备的人才不易求，但帝王不能因此而降低求才的标准。有了德才之臣，才会有天下大治的局面。乾隆正是如此爱惜人才，重用人才，才有了日后的繁华盛世。